学者型官员——朱开轩

□沈永昌

朱开轩，1932年11月生。先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国家教委主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中共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2016年6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朱开轩同志为党为人民工作，一生勤勉，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毕生贡献。

朱开轩，1932年11月生，上海金山县山阳人。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就读。1951年任杭州空军第二预科总队副分队长，哈尔滨空军901部队副区队长。1952年在北京大学干部补习班学习，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备系航空军械自动控制专业学习。1958年任北京航空学院助教、系党总支部副书记、代书记，研究室副主任、系副主任。1975年任北京航空学院教务组（部）副组长、副教务长兼科研处处长、讲师。1980年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1982年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1985年6月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8年10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顾问、国家科委兼职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4月—1992年12月兼任中纪委驻国家教委纪检组组长。1993年3月—1998年3月任国家教委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2016年6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朱开轩出生于金山区山阳镇，他是长子，从小乖巧懂事，所以父母对他管教很严。后来父母和小弟相继离世，命运坎坷的他和妹妹在大姨妈的哺育照料下长大，在小姨夫和小姨妈的资助下读书成才。

朱开轩是一个懂得刻苦用功、胸怀大志的少年，从山阳镇小学到私立中国中学，从松江县中到上海中学高中部，再到后来的投笔从戎和大学深造，他都是一个严于律己、追求上进的学生。上小学时，新课没学他先自己背熟，碰到难题绝不放过。他在山阳小学的时候还担任值星长，他想到做班长要和值星制牵手，他的认真负责使同学在课内课外都守纪律守秩序，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上中学的时候，没有一点英语基础的朱开轩背熟文章，勤写习作，晚自习结束后还在宿舍外的走廊灯光下温课，一学期下来跻身全班优秀。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的时候，朱开轩学习专业知识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了上课外，他几乎利用每一分钟时间刻苦学习。学习和生活使他养成了坚毅执着的性格，由于成绩优良，朱开轩很快成了全校学习的榜样。在朱开轩中小学时期，他的老师们也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使他一生念念不忘。

儿时，朱开轩深深体会到旧中国生活的苦难，他刻苦学习，无不是牵挂着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当他满怀热情为祖国的未来刻苦学习时，朝鲜战争的炮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于是，在上海中学尚未毕业的朱开轩毅然投笔从戎，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航空学员。后来，他任国家教委主任等职，始终怀着对国家的赤诚，勤勉工作，最终成为一名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卓著贡献的学者型官员。

依法治教　尽心尽责

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3月，朱开轩同志就任国家教委主任、党组书记。他把大量心血放在了《纲要》的贯彻落实上。朱开轩的思路是依“纲”施工，着力把纲要内容具体化、可操作化，分类分片推动落实。

“两基”是当时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朱开轩把自己熟悉的高教领域交给其他同志分管，自己主要精力抓“两基”。他深入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搞调研。一次，他连续一周奔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行程1000多公里，每到一地都走乡串校摸查情况，使实施“两基”教育能立足当地实际，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在《纲要》实施过程中，朱开轩为争取实现《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他奔走呼吁，倾注了大量心血，终于如愿。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宣布当年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时，朱开轩激情难抑，一个人在家里高兴得站起来鼓掌。

当时要发展教育，有几个棘手的难题：一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钱少，怎么发展教育，这是一个大问题。二是师资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而且队伍不稳定，外流现象严重，教师弃教从商、下海、打工的风气很盛。因为当时教师收入低、社会地位不高。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地方学校的发展，仍然依靠文件指示办事，还做不到依法治教，因为当时很多法律还未建立。要让教育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律法规的建设。

朱开轩一手抓《纲要》实施，一手抓依法治教。他在任期内推动制定了教育立法工作的总体框架，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教育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那段时期几乎每年制定一部大法。除早先通过的《学位条例》与《义务教育法》以外，又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他最珍视的一张照片，是1995年3月11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在国徽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草案）》说明的情景，这张照片至今挂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院长墙上。

朱开轩重视教育，关心教师疾苦。当时全国300万民办教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1994年，中央决定重新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规定了任务时间表，划拨了指标，并定下了目标。几年下来，教委尽心尽职，终于把民办教师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为了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教委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提高10%的教师工资标准，实施课时津贴、班主任津贴，实施表彰优秀教师的制度，有步骤地解决中小学教师的住房问题、实施教师职称制度等。这些政策制定出来，落实下去，正是朱开轩当主任的那一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教师工资和社会地位都大幅度提高了。到1998年之前，提到的教师队伍的3个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

廉洁奉公　率先垂范

朱开轩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他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国家教委工作初期，条件简陋，他每天都是从家里带午饭,一直带了10多年。开始的时候，单位没有条件热饭，到了冬天，自带的饭菜只能放在暖气管上温着吃。　　

当时中央要求干部吃饭不超过四菜一汤，朱开轩恪守标准，到什么地方吃饭，他都会让秘书或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事前去检查厨房里是不是按此规矩筹办。在很多地方，他都拒绝别人宴请。到了高校，他很愿意到高校食堂用餐。有时没办法必须出席宴请，他也谨遵四菜一汤的标准，不逾矩。朱开轩在任期间，对机关干部定下了“三不”原则，即不迎送、不请吃、不收礼。他自己率先垂范，严守规则。

他每次出差，不让地方或学校领导迎送陪同，出行轻车简从。外出住宿通常是在地方或学校招待所，餐饮从简。一次，他到武汉大学调研校园周边环境问题，抵达当晚，他基本没吃饭，随后打着手电筒，到武大校园周边实地查看，半夜才回到学校招待所。跑了几个小时，这时才感觉饥肠辘辘，学校领导买了几个包子，他开水就包子，算是一顿晚餐。　　

他对送礼收礼行为持“零容忍”态度。有一次，他到西部某地调研，行程结束时，当地同志在招待所给他们备了羊绒衫和特产。他们当即拒绝。没想到送行同志把当地产的水果办了托运。朱开轩了解后，他让秘书按照市价付款，然后再用他的工资把钱还上。

在这个“三不”原则之外，朱开轩自己还坚守着另一个“三不”原则：不题词、不假公济私、不搞特殊。1997年10月，他的母校上海中学举办校庆，校方请他题词，他婉拒。儿时就读的山阳小学请他题写校名，他也写信婉拒，希望学校能够体谅。实际上，他对母校始终有一份深深的眷恋。　

朱开轩不假公济私。逢年过节，有到家看望他的同志给他带一些土特产，第二天，他又带到办公室，嘱咐秘书将东西退回，并写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没法退回的，他则回赠礼物，有的还要估价给钱。有一次从外地调研回来，秘书从机关财务领到了伙食补助，他严肃地说：“我们这次在外没有交伙食费，怎么能领这个钱，赶紧退回去。”对稿费，他极其认真细致，让秘书一笔笔记清楚，每月汇报一次。他本人撰写的文章稿费，多用于慰问和捐款。执笔人代为撰写的，一定要秘书把稿费交给执笔者本人。

朱开轩不搞特殊。在国家教委任职多年，他的住房还是在北航工作时分配的，面积很小。他多次把分房机会让给其他同志。1997年搬进一套副部级干部居住面积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他生活节俭，两袖清风，过的是习以为常的清贫生活，但他对党、对人民却慷慨大方，毫不吝啬。当时国家教委机关党委组织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捐助工作，每位领导捐助1人，但他捐助了两名儿童。他在弥留之际，还专门嘱托家人，留下1万元作为党费转交给党组织，表现了对党的赤诚之心。

朱开轩在国家教委任职的13年，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群众给出了这样的评议：这是一个很勤劳的班子，一个很务实的班子，一个很廉洁的班子，一个能办事的班子，一个很懂教育、对教育管理很有思路、对教育改革很有办法的班子。这既是对国家教委党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朱开轩同志最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