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不易的团聚

□黄建平

1949年7月上旬，正在田间劳作的母亲听见小姨匆匆的呼唤声，“姐姐，姐夫来信了”。“季春来信了”，母亲怔了一下，扔下工具就往家赶。

丈夫一走五年，杳无音信，生死未知不敢想象。这一封来信激起了母亲心底的浪花，让她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五年了，临别的情景历历在目。父亲于1939年入党参加了革命，成为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创建人、领导者。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根据国共协议，浙东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身为中共浙江上虞县政府秘书的父亲也要随军北撤。接到上级命令，父亲只能匆匆告别此时已有八个月身孕的母亲，嘱咐她独自度过生产这一关。

随着产期的临近，母亲独自一人来到了大山深坳处的老猎户黄庚仙家，他是父亲革命活动时依靠过的进步群众。在他们全家人的掩护和照料下，母亲生下了儿子。常人难以忍受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

五年了，历经的艰险时常想起。父亲走后，白色恐怖始终笼罩着家乡。作为共产党的家属更是反动派搜索、追捕的对象。在这五年里，母亲没有吃过一口安心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连自己娘家、亲戚家都不敢去。既要为生存劳作，又要时刻警惕来村里的每一个陌生人。晚上也都是和衣而睡，外面一有狗叫，母亲就会一跃而起，拉开后门，迅速钻进山林之中。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正好碰到了一队搜山的反动派部队，母亲拔腿就往回跑。嗖嗖的子弹在她头上飞过，她靠着自己路熟，机警地钻进了茂密的毛竹林。

五年了，母亲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五年来，父亲随部队南征北战，浴血奋斗，先后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上海解放后又忙于上海的接管工作。父亲的来信十分简单，告知家人他已在上海，让母亲带着孩子马上到上海来，另外还告知一个详细的地址。母亲稍作收拾，便赶到娘家去。外婆专门给她娘俩做了些干粮，路上当饭吃。那时家中实在是穷，根本拿不出现钱来，外婆只能给母亲准备一小袋大米作盘缠。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外婆十分不放心，再三叮嘱母亲，包裹可以掉，孩子一定要看好。母亲挎着包裹，背着儿子走了几十里路，到了曹娥，乘上了班车，来到了杭州火车站。

母亲先在火车站附近将一袋米卖了，换成了现金。到了售票口才知道还缺两块钱，买不了票。此时已近黄昏，母亲突然想起外婆曾经讲起，邻居家的阿牛哥在杭州火车站做搬运工。于是，她拦住了一个扛着扁担，穿着背心的工人，打听阿牛的下落。这名工人带着她找到了阿牛，并借到了两块钱，顺利买票上车。到达上海时已是半夜。下车后，母亲又愣住了，身边没有一分钱，又该怎么办？想了想，她在马路边拦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看了父亲信上的地址，直接把自己和儿子送到了虹口区闵行路新康里29号堂侄黄长明家。到了黄长明家后，让他们出来把车钱给付了。

第二天中午，父亲接到电话就匆匆赶来了，接上妻儿来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杨浦区荆州路、昆明路附近原国民党师管区的部队驻地。不久，母亲就被批准为随军家属。随着我们兄弟姐妹的诞生，母亲也辞去了部队后勤部门的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一家人分离的日子也算熬到了头。母亲常讲，“一家人有的吃，没的吃都不重要，只要能平平安安团聚在一起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母亲用这一生的坎坷经历换来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