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愿到自觉 援滇工作使我受益匪浅

编者按：

自1979年中央提出并实施对口支援以来，金山区（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勇担历史责任，相继对西藏日喀则市（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云南普洱市（思茅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援建干部把受援地区作为“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群众手拉手、肩并肩，为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边疆稳定和社会稳定，谱写了历史新篇章，留下了一个个体现金山与受援之地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了宣传援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弘扬援建干部的精气神，更好地推进扶贫协作工作，现将援建干部的口述文章择优予以选登，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稿件由中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口述前记】

庞旭峰，1970年8月生，现任金山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2007年5月至2009年8月，担任云南省普洱市市长助理。

2007年6月13日，上海第六批援滇干部普洱联络小组成员在上海陪送团及云南省扶贫办有关同志的陪同下，远赴普洱市，正式开始对口帮扶工作。我作为对口帮扶普洱联络小组的负责人，在协调做好整个对口帮扶工作的同时，还作为金山区的联络员,具体对口帮扶宁洱、江城两县。我坚持每月各去一次，平时及时与两个县的扶贫办沟通联系，确保了对口帮扶项目顺利推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走访和调研，我发现造成当地百姓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老百姓身处深山，交通不便。当地老百姓种植的农作物品质相当好，如茶叶、玉米、山药。有时候我们在山上看帮扶项目时，黄文春同志还会在现场介绍各种药材，可谓“万物皆为药，遍地都是宝”。但由于山村偏远，交通十分不便，缺乏与外来环境的交流，如此好的东西不得不面临着运不出去、卖不出去的困境，最终使得当地老百姓难以以此获得收益。二是教育资源匮乏，教学设施落后。“扶贫先扶智”，我发现越是贫困的地区，村民的文化程度越是低。那些帮扶地区大部分学校存在办学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住宿生活条件差等困难。我走访过普洱九个县的村校，看到的情形都是不如人意，有些班级里的桌椅非常破旧，都是拼凑来的，有的窗户没有玻璃，有些孩子冬天还穿着拖鞋上课，有些学校宿舍里一张床位上要挤两至三名学生。大部分孩子周日下午翻山越岭去上学，还得自己背着一周口粮，再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眼前的一切对我触动很深，深感责任重大。

为了进一步规范对口帮扶工作，在组织开展政治、业务学习的同时，在我的主导下，普洱联络小组在总结前五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制定了《2007年上海对口帮扶项目任务及责任分解表》和《上海对口帮扶项目的操作程序》，明确了对口帮扶项目的确定、审批、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等事项。

①

心系灾情

2007年6月3日5时34分56.8秒，普洱市宁洱县发生6.4级地震，地震震源浅且靠近县城，给村镇民用、公用房屋，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损失。6月16日，在刚刚到达普洱、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联络小组在普洱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宁洱县政府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到宁洱县宁洱镇太达村、同心乡曼连村等重灾区察看灾情。联络小组成员每人捐款1000元。同时，我发动交通大学EMBA同学会积极捐款共计38.32万元，为宁洱的恢复重建出一份力。

宁洱的“6·3”大地震，对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金山对口的宁洱县是震中，江城县也是重灾区，恢复重建的任务很重。当时，两县都按照市委市政府在春节前让老百姓住进新家的要求，全力做好民宅的恢复重建工作。集中的大面积施工，使建筑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水泥为例：地震前每吨320元，地震后每吨涨到560元，且主要保证民宅的恢复重建所需。当时江城的五个整村推进项目以及宁洱的四个整村推进项目中，产业扶持部分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虽已做好了前期准备，但因为建设成本的成倍增长，造成施工困难。两个县的希望小学、卫生室建设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想方设法，积极协调各类资源，把帮扶工作与当地灾后重建工作紧密结合、共同推进，顺利完成了当年度帮扶任务。

②

授人以渔

在2008年的对口帮扶工作中，时任江城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的金文胜同志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经常与他研讨江城县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宜，讨论如何引进大企业、培育支柱产业，以加快江城县的经济发展。在他的陪同下，我走访了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勐列镇大新村、康平镇瑶家山村等地，了解了对口帮扶工作推进情况。我对“直过区”“直过民族”的贫困有了切身感受，开始思考“直过区”“直过民族”的帮扶机制。

在调研中，我着重考察了上海实施的教育、卫生、小额信贷、温饱试点、小康示范村、畜牧养殖、安居+温饱+社区发展、整村推进等所有项目的建设情况。每到一个项目点，我都会到农户家里进行座谈。所有农户对对口帮扶项目都赞不绝口，特别是没有进行整村推进的农户，纷纷表示愿意投工投料并拿出自己的积蓄实施整村推进。他们对建好家园、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非常迫切，这就是做好对口帮扶项目的基础。同时，我坚持从受援地区实际出发，坚持“输血”和“造血”并举，注重增强当地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的意识，探索形成了“六个进山”“六个到位”“六个到户”“六个统一”的对口帮扶工作模式，这些都为对口帮扶工作取得实效提供了有力保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在江城县康平镇瑶家山村调研时，看到的贫困情形与以往不一样。我随机发放了30份调查表，主要调查农户年收入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这里的农户贫困程度非常高，年收入普遍为100至200元，年收入在300至500元只有两户，年收入达到1000元只有一户人家。瑶家山村的农户朴实但市场意识差、勤劳但劳动技能差、友善但组织化程度低，如何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帮助当地农户走出贫困是当时最大的难题。经过实地调研、深入分析，我提出了“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社员”的互助发展模式、“市场价加保护性价格收购”的扶贫托底保护机制。我和金文胜同志多次到该村，与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农户代表座谈，研究帮扶工作。在金文胜同志的亲自部署下，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实施推动下，瑶家村村民以户为单位成立了茶叶合作社，由位于瑶家山的普洱市扶贫龙头企业大过岭茶厂为带动企业负责指导，合作社社员按自家承包山地的具体情况每户开垦4至6亩台地，再由茶厂负责提供茶树苗，指导种茶，合作社按户抽选社员组成管理队，对台地茶进行管理。在项目实施初期，为增加农户收入，由龙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三年后，自产出茶叶起，每年年初由茶厂与茶户签订鲜叶保护性收购协议，如果鲜叶上市时，市场价超过约定价格，按市场价收购；如果市场价格未达到约定价格，则按约定价格收购。这样，既保障了农户的权益和收入，也使龙头企业新增一大批质量有保证的鲜叶基地。茶叶丰产后，一年一亩台地茶产出超过1800元，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

2008年10月，在此模式的基础上，普洱联络小组启动了2009年对口帮扶普洱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我提出编制指导思想要体现“实”，工作定位要求“准”，产业培育注重“远”的原则，注重创新，努力探索产业扶贫新机制新体制。我在多次调研及瑶家村产业扶贫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形成了《瑶族直过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考》论文，对创新扶贫新机制新体制进行了思考。针对普洱产业发展重点以及产品特点，加强了与普洱市经合办、市旅游局、市茶办的联系协作，充分利用一些文化交流等活动,积极向上海推荐普洱文化、普洱特色农副产品，增进两地的了解和沟通,为促进两地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宁洱县察看整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

慰问贫困家庭，为帮扶儿童送去学费

在宁洱县调研教育工作情况

③

对口帮扶路上的“摆渡人”

对口帮扶路上的“带路人”——黄文春。黄文春同志时任普洱市扶贫办副调研员、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对口帮扶工作。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与云南开展对口帮扶合作以来，从对接第一批上海援滇干部，到我们第六批，十余年间，他对这项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对上海的援滇干部真诚以待、以心相交，让我们在政治上得到关心、在生活上得到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关怀。在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像老大哥一样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甚至让我有一种生活在故乡的感觉。黄文春同志对上海与整个普洱市对口帮扶工作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每个项目点位都非常熟悉。他还单独陪同我走访了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勐列镇大新村，宁洱县同心乡同心村等试点初选村，查看金山区的援建项目。每到一个点位，便为我详细讲解该地的基本情况、老百姓需求、对口帮扶如何开展、遇到的困难等内容。在“带路人”黄文春同志的帮助下，我对帮扶工作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当时的工作和努力方向更有抓手、更加明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始终保持高效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稳步推进了对口帮扶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帮扶地区的一些群众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增强了贫困地区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对口帮扶路上的“铺路人”——金文胜。金文胜，哈尼族，墨江县人，时任江城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主要负责江城县经济、扶贫、对口帮扶等工作。可以说，他是普洱市干部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他把工作单位当成自己的家，常年劳碌奔波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三餐不定时导致他患上胃病。在到江城县开展帮扶工作时，我经常看到金文胜同志大把地吃药。他时刻把脱贫重任扛在肩上，扑下身子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在瑶家村帮扶实施前，为了充分发动农户，金文胜同志抱病到村、到组、到农户家走访，边了解情况，边宣传发动。甚至咽喉炎发作，经常含着润喉片继续走门串户，为项目实施进行预热。在他的努力下，农户们解除了顾虑，自身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最终项目顺利落地。他真正把扶贫“扶”到了群众心坎上，努力帮助村里的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对口帮扶路上的“同路人”——李江。李江同志是孟连人，是普洱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长期联系服务对口帮扶工作，也是我在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中的“同路人”。他待人热情细致，工作认真负责，对普洱市各县、镇、村的基本情况和行车路线非常熟悉。在他稳重且细心的陪同护送下，我才能更加专心地投身到对口扶贫工作中，和他一同完成各项组织交办的任务。到普洱市初期，我和李江同志几乎每天都开车行驶在山路上，为深入项目点，经常是行驶在悬崖峭壁之间。李江同志总能凭借着熟练稳重的开车技术，把我安全、按时送到每个工作点位。在保证驾驶安全的情况下，他给我介绍对口帮扶历年来的工作，使我尽快了解各个帮扶点的基本情况和项目推进情况，有时也介绍当地人文历史、民风民俗和奇闻趣事，使我对普洱市的人文风情有了更多认识。

记得有一次，我要去江城县察看一个整村推进项目，途中遇到了施工修桥，车子通行缓慢，李江同志便调转车头，驶入丛林小径，驾车涉水过河，有惊无险地带我到达项目点。可见他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对帮扶项目点了然于胸。当时普洱的交通状况虽有极大改善，但还是较为落后，从市里到县城都是黑色柏油路，从县城到镇上是台阶路，从镇上到村里是石子路、泥土路，往往从县城出发到村里的项目点，需要开三个小时才能到。

有一次，我去江城县的一个项目点，一早出发，中午才到，刚到点上就下起了小雨，李江同志认真分析这块区域的气候和地形，坚定地要求返程。我不太理解，就没有同意，继续加快速度看项目，看好后马上返程。在返程时才体会到李江同志的用意，因为下雨，时间一长，表层土松软，车子在下山的泥路上就会打滑，行车安全难以保障。

在我参加对口帮扶工作的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李江同志始终坚守在对口帮扶一线岗位上，他家中也有老小，每次去县里对接帮扶工作，一走就是一周，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但他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丝退缩，为脱贫攻坚事业默默奉献。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普洱扶贫干部，都是忘我地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我一直坚信，到云南挂职，就是去学习锻炼的，只有心怀感恩，才能锻炼成长、锤炼人生，只有动真情、扶真贫、求实效才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扶贫工作意义重大，是最直接的一项惠民工程，是解决老百姓贫困最基本的民生工程，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最有效的工作抓手之一。我一直牢记临行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嘱托，把驻地当家乡，把普洱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把对口帮扶当作家事，从自愿报名援滇到自觉对口帮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普洱成了我第二故乡。

在对口帮扶的路上，云影不动，山色不动，动的，是车和车上的我们。在对口帮扶的路上，初心不变，使命不变，变的，是老百姓愈加灿烂的容颜。沪滇合作由来已久,在24年的时间里，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有幸能够成为其中一名，留下的真情始终如一，在普洱和金山两地人民之间，种下了友谊的种子，不断续写着沪滇帮扶新篇章。